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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关于抗战,中国不能忘记的六个“为什么”

2019-11-02 16:23:13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获得全面战胜外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花环来之不易。戴上它,你可以感受到耀眼的荣耀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警惕。有些事情值得思考,即使时间流逝了许多年,也不能忘记。

在中国,人人都知道卢沟桥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地方。每年每个月,人们都去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如果有一天一个不懂的孩子突然问道:"战争是怎么在这里爆发的?"这是中国和日本的分界线吗?

明智的成年人,我们该如何回答?

这孩子是对的。

马可波罗桥不是边关、边防,甚至不是长城的城垛。它真的在北京的西南部。虽然这根本不是中日之间的分界线,但战争确实在这里爆发了。

为什么战争还没有开始,魔鬼抓住了我们首都南部的咽喉?

至于侵略军曾在1937年7月7日挑起卢沟桥事变的兵力有多少,更不用说不懂事的儿童,甚至懂事的成年人了,他们很少知道:在华北的所有日本军队的最高数字只有8400人。

同一地区有多少中国军队?

仅宋袁哲和二十九军就有不下十万人。

战争爆发前,敌人不仅深入你的领土,而且用这么少的军队向你挑战。华北在一个月内被占领了。这有先例吗?

同样,1931年9月18日的事件也是如此。

当时,东北有一万多名日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有十九万人。

19万人也没有阻止入侵部队。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他们占领了沈阳,一周内控制了辽宁,三个月内占领了整个东北。

如果一个中国人只能唱“剑的进行曲”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就不能理解历史。

我们必须正视那些我们不愿正视的事实。我们必须探索我们是如何走到最后“无法忍受”的地步的。

1840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大英帝国强迫清朝以28艘战舰和15000名士兵签署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并支付2100万两银子。

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000名英国士兵和7,200名法国士兵直接进军中国首都,杀死并放火焚烧颐和园。

1894年,在1894年中日战争期间,一项“下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支付2亿两银子,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殖民地。

1900年,八国联军袭击了北京。虽然有许多国家,但拼凑起来的部队人数还不到20,000人。在10天内,北京下跌,赔偿金额达到前所未有的4.5亿两白银...

为什么一个被西方描述为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如此容易受到强大船只和大炮的攻击,并一再放弃领土以支付赔偿和羞辱自己的国家?

发动“七七事变”的驻华北日军是清政府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在北京签署“新周条约”的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荷、比、西11国代表。该条约第九条规定:“中国应承诺所有国家将共同决定几个地方,并保持其军队,以确保首都不会与海洋隔绝。”

从此,驻扎在华北的外国军队包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总部设在天津。最初的协议是8200名士兵和400名日本士兵。后来,日本明仁利用1911年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动荡,将“驻在国清”的名称改为“驻在国清”,并秘密扩大其编制,逐渐将驻在国清的军队从数百人扩大到数千人。

中国有句老话,“没有人能睡在沙发上”。

这个国家应该拒绝来自几千英里外核心地区的对手。甚至在战前,人们就一直在这里举行,导致了“其他人可以在沙发上酣睡”和“其他人可以在沙发上酣睡很长时间”的局面。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民族耻辱。

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场悲剧往往会接踵而至,前一场灾难会导致下一场悲剧。

正是由于在侵略面前的失败和失败,这些羞辱国家的条款才得以签署。正是因为这些条款,那些失去权力和羞辱国家的人,才被叛军推到了“七·七”事件前的眼皮底下。

如果一个中国人不明白中国的政治有多腐败,中国军队有多软弱,他就不明白腐败和软弱会带来多大的灾难。

从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八年抗战。从1931年9月18日事件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一场更真实的14年抗战。

然而,从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只有3年零8个月。

为什么国民政府在1931年9·18事件后、日本大规模入侵后10年零3个月、1937年7·7事件后4年零5个月终于正式向日本宣战?

不用说,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参战了!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因此,国民政府于12月9日正式向日本宣战。

正如许多中国人没有想到为什么马可波罗桥是今天战争爆发的地方一样,许多中国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正式向日本宣战。

马可波罗桥作为战争爆发的地方是一个耻辱。当美国人已经宣战时,我们敢于正式宣战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

一旦美国遭到伏击,第二天就会宣战,攻击者必须被打成无条件投降才能停止!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被“伏击”了,但是侵略者已经在战火中战斗,在南京被屠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还没有“正式宣战”?

国民党反抗时,正考虑妥协和撤退。

首先是德国驻华大使卡特琳·特劳特曼的“调解”。

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对卡特琳·特劳特曼大使说:中日可以对话。日本的条件还不是亡国的条件。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接受“托德的调解”。只有当侵略军占领南京的条件大大增加时,“陶德曼调停”才得以中止。

1938年5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的一名代表和国民政府执行主任孔祥熙的一名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

1939年3月,另一名国民党复兴会成员在香港与日本悄悄谈判。

1940年,军事局派另一个人假扮成“宋子良”,于3月在香港和6月在澳门与日本参谋长铃木卓尔进行谈判。

国民政府从未放弃私人接触和调解,一直在寻找可能的妥协方式,无论是8年的抗战还是14年的抗战。

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想不战而退。直到美国向日本宣战,它才看到胜利的希望,并最终鼓起勇气“正式向日本宣战”。

如果日本不进攻珍珠港,如果美国不向日本宣战,中日之间这场未宣战的战争将如何结束?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

真实历史的揭示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人身上的刺,而不是魅力的花环。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周佛海领导的中央委员会20多名委员、58名旅长和总参谋长以上的将领向敌人投降,部分部队组织结构发生哗变。

在八年的全面抗战中,援助日军的伪军达到210万,超过日本侵略者的数量,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唯一国家。

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在揭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毁灭和人格毁灭吗?

傀儡政权充满矛盾。

汪精卫和汪克敏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源于汪克敏更早向日本投降,在汪精卫面前表现出资历,无视汪精卫。出于这个原因,汪精卫想尽一切办法将华北的一切实权收回到汪克民的管辖之下,并以另一个大叛徒唐毅取而代之。这让王克民在周佛海面前感到苦涩:“我快70岁了,很快就要下葬了。我不在乎他是什么叛徒,但几年内他不会是叛徒。然后他会闭上眼睛死去。如果你看着王先生,你只需要自己下水。为什么要把一些年轻人拖下水,把他当成叛徒来抓,让他挨骂?他的所作所为是不道德的!”

这种情况让大叛徒周佛海连连叹息:“中国人真的一点野心都没有,因为这一团糟的阴谋!”

这样一群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肮脏下流的程度,并不能极大地助长侵略者摧毁中国的傲慢和疯狂。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有许多叛徒。为什么?

一个是弥漫于统治阶级的失败主义。

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说:“战争怎么样?你会输掉这场战斗。然后呢。你会受苦的。诚实地承认损失,并在损失后要求赔偿。”

他问冯玉祥:每个人都说抗战已经结束了。“底部”在哪里?

冯玉祥回答说:“日本投降了。”。

汪精卫后来嘲笑说:“这简直是一所高中的傲慢和无知。”

当时有许多王力可精卫无意抗日,并寻求妥协。

第二种是遍及社会的妄想和轻视,在精神上跪在他人面前。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说:没有中国元素、物质元素、组织元素可以和日本相比,战争一定会失败。

在那个时候,看到一切对自己都不好,一切对别人都好是很常见的。

第三是自由主义的侵蚀,自由主义只了解个人,而不了解民族。

例如,周作人面对日本侵略,许多知识分子签署了《救国宣言》,但周作人没有签署。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退出北平,周作人没有离开。

就连说服周作人接受伪职位的日本人也感到惊讶。他们认为他不会放弃学者的崇高地位。接受假职位的可能性只有1%。他们没有想到,他不仅在汪伪政权下接管了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书,而且接管了伪华北管理委员会教育部的监督。

周作人说:“即使文天祥死了很多,又有什么用呢?我不想中国再次离开文天祥。

但你能成为侵略者的从犯和帮凶而不是文天祥吗?难道我们不能拥有国家完整吗?

第四是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封建社会只知道小家庭,不知道国家。

清末史静大学唐翻译局局长严复说:“自秦朝以来,中国从未关心过世界、国家或家庭。姓邢的意思是亿万妃子,姓邢的意思是姓邢、姓邢、姓吴、姓吴。皇帝有宪法、国家和国王,而他家人的死亡意味着一切的死亡。关心自己利益的人只对一个家庭感兴趣。他从未想过要为世界制定一个计划。”

这篇文章极其深刻。

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一直是“家庭和世界”。统治者只对家庭和姓氏负责,而不对国家和民族负责。整个社会没有“世界是公众”的概念和实践。它怎么能要求人们与你“团结一致”?

以上几点可以解释日本为什么鄙视中国。

长期以来,有句谚语说日本“在三个月内毁灭了中国”。

确切地说,只有日本陆军参谋长《华北动武战争指南》有类似的描述:两个月安置驻扎北平的第二十九军宋袁哲军,三个月打败国民党中央军。

当然,按照他们的逻辑,打败国民党中央军队相当于征服中国。

由于中国统治阶级的微弱抵抗,侵略者轻视了中国。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时,清政府为日本撤军支付了50万两银子以解决问题。默认情况下,琉球人民是日本国民。

当时,英国人利奥·卡克(Leo Carker)表示:“台湾事件是中国向世界发布的广告——有一个富裕的帝国愿意付出代价,但不愿战斗”。

1875年,当日本军舰闯入汉江河口时,朝鲜还击,日本派人到中国测试其态度。总理的外交部长宜欣告诉他:“虽然朝鲜是中国的附庸,但这个地方所有的政治和宗教禁令都是自己强加的,中国从未听说过这些禁令”。他不仅出卖了他的附庸国,而且为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奠定了基础。

侵略者对中国的蔑视也源于两国工业能力的差距。

在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之前,日本的钢年产量为580万吨,而中国只有4万吨。日本每年生产600架飞机,但中国不能生产。日本每年生产200辆坦克,但中国不能生产...

甲午战争爆发于1894年。北洋海军的火炮口径和装甲厚度都比日本联合舰队好,但整个陆军在短时间内被摧毁。

1937年,中日两国的国力差距比1894年的中日战争还要大。

侵略者轻视中国,看穿了支离破碎的中国社会。

日本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甲等战犯和日本首相崎一郎对9·18事件说了些什么:

这句“中国通”的话确实触动了痛处。

发动“9·18”事件的另一名罪犯石原微笑着,化装成苦力,穿着破衣烂衫,在中国进行侦察。他被当地警察剥光衣服,搜身了几次,拿走了最后一枚铜币。

石原从他的个人经历中得出结论,中国政府对人民很苛刻。一旦有事发生,人民就不会和政府一起承担责任。

他一到东北,就发表了一个疯狂的讲话:“我不需要拔出我的剑,只要一把竹刀就足以吓跑张学良!”

中国入侵中国的另一个罪魁祸首冈村宁次形容,1932年“1·28”事件后,他前往上海作战的心情是“恨不得长着翅膀飞到松湖战场”,被“信心十足地与中国军队作战的军队将领”包围着。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这些人在中国土地上被焚烧、杀害和掠夺。

他们看穿了当时中国内乱、政府腐败和社会解体所带来的弱点。他们看穿了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他们看穿了他们的对手只是由几个孤立的领导人领导的一群分裂的民族。

“七·七”事变前,日本统治者认为他们会在短时间内消灭中国,只看到中国政府的软弱。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向他的亲信透露,他“可以支持六个月”,只看到国民政府掌握的有限资源。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在华北战场上几乎崩溃了数千英里。虽然华东和华中的战场顽强战斗,但他们没有阻挡日本的进攻。

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很难只在前线战场和正规军上取得胜利。

真正发现新的胜利资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毛泽东说:“动员全国人民,创造了敌人的汪洋大海,为修补武器等缺陷创造了条件,为克服战争中的一切困难创造了先决条件。”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大力量最深的根源在于人民”。

这句话非常有力,被广泛引用。

有一句更好的话,但很少被引用:“日本敢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民的无组织状态。”

这触及了中国弱点的根源。

由于长期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封闭和无知,以及近代以来殖民和半殖民状况的破坏和窒息,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品质几乎丧失殆尽。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农业人口,面对侵略、压迫和破坏表现出麻木、松弛、冷漠,甚至对无所作为感到绝望。

鲁迅的《阿q正传》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精神状态。

近代以来,许多有远大理想的人没有认识到隐藏在普通人心中的伟大力量,没有把组织人民、动员人民、唤起人民作为变革和革命的焦点。

从曾国藩、左唐宗、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再到孙中山的多次党内起义,其基本目的是依靠少数精英来完成社会转型。群众只是变革的对象,而不是变革和革命的动力,而变革和革命最终会导致变革和革命的反复失败。

是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地动员和组织了分散的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中的群众动员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

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加剧了中日之间的民族冲突,大大超越了中国的阶级冲突,为动员社会各界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一个家庭的父亲是农业救护员,长子是工业救护员,儿媳是妇女救护员,小儿子是青年救护员,孙子是儿童团员。他们分工合作,抗击日本,拯救国家。

从白发老人到新懂事的孩子,他们积极参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制度。

这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景象。这是一片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是一堵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这是由绝对真诚支持革命的千千人民组成的钢铁之墙。

事实上,任何国家的生活中都不乏火种。

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巨大潜力,如熔岩和地火,早已藏在普通人的心中。共产党组织和动员人民的核心和关键不是创造一个新概念,而是激发人民心中潜在的激情。

全国人民心中有一个默契,那就是数千年的麻木和睡眠将被触发和唤醒。点燃它,国家不会陷落,不会被黑暗吞噬,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也是那些自满并认为中国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摧毁的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悲剧。起初,他们认为他们的对手只是中国的统治当局和军队。现在他们发现他们必须面对开明而有组织的千千一千万普通民众,他们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利益勇敢地斗争。

在中国尝到甜头的入侵者陷入了他们最大的战略误判:他们不知道一股新的力量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中国共产党动员、组织和武装起来的人民为侵略者建造了一座永远无法逾越的大山。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争论和问题层出不穷:谁领导了这场战争?前线战场和敌后战场哪个更重要?国共打了多少仗?他们消灭了多少对手?

把抗日战争看作是一场军事冲突,像清理战场和清点缴获的物品一样讨论它:你有多少?还是我还有更多?

多年来,这些问题都没有超过“蒋廷黻问题”。

1938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他的著作《中国近代史》中问道:“中华民族在过去的100年里只有一个问题:中国能够现代化吗?”?你能赶上西方人吗?科学和机器能被使用吗?我们能废除家庭和家乡的概念,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吗?如果可以,我们国家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没有,我们的国家就没有未来。"

历史已经把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留给了中国共产党。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组织和深入的动员,使孤立的自给自足的贫困群众第一次认识了自己,抗日战争,中国,世界和他们几千年来所不认识的力量。

这一成就极大地推动了人们从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家庭观念走向民族意识和民族意识,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了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

中华民族第一次形成了民族共识,即为了在世界民族森林中生存、发展、繁荣、繁荣和自立,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新民族国家。

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开端。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可持续、不繁荣,最终既不能拯救国家,也不能复兴国家。中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可持续、繁荣的政权和国家制度,既能拯救国家免于灭绝,又能实现民族复兴的双重历史使命。

历史证明,只有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和判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送给受苦受难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礼物。新中国不仅从根本上消除了封建主义、半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半殖民主义的痕迹,而且从根本上消除了“四分五裂的国家”。中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动员和组织起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能够完成救国和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

民族抗战中的群众动员、群众组织和群众武装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培育新社会的摇篮。新中国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稳定、繁荣、现代的民族国家。

回顾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民族危机时期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民族抗战时期形成的民众组织,没有抗战时期锻炼的战斗队伍,这场胜利肯定不会来得这么快。

在《世界政治》中,美国人布鲁斯·拉希特和哈维·斯塔尔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战争经历形成的。”

中国也不例外。用我们自己的话说,“打败侵略者,建设一个新中国”

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说:“一般来说,一个大国的象征是它赢得战争的能力。”人们也很好地说,正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同心同德,使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之一。

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出的深刻的民族觉醒、前所未有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抵抗和强大的民族组织,已经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今天和未来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支撑。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事务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和处理,不允许帝国主义的进一步干涉。

这句话表达了100多年来所有中国人的衷心祝愿。

2014年3月,我们的领导人还在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的巴黎会议上说了一句话:中国是一只醒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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